前言

在我的印象中,日本和美国是两个极端不同的国家,当然事实情况也是如此。因而当我发现这本关于日本文化的书是一位美国人写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同时又心生怀疑。美国和日本在国际上的关系尽人皆知,我怀疑一个美国人在讲日本文化的时候,会不会带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性,或者其他别的情感,从而干扰这本书对于日本文化阐述的客观性。我怀着这种警惕的心态,完成了整本书的阅读。所幸,作者写作的出发点并不是单纯为了研究日本文化,而是去更好地预测战争的走向,提前做好整饬日本战败局面的准备。而且书中客观的例子非常之多,帮助我理解那些我很难以理解的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书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作者已经抓住了日本文化纷繁复杂的表面之下的根本思维定式,清晰地梳理出来,并以此为整本书的阐述顺序,将日本文化的浩浩画卷徐徐展开。

《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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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研究课题——日本
  1. 日本民族的文化充满矛盾。
  2. 美军和日军开始短兵相接,研究迫在眉睫。
  3. 从各个方面如战争、宗教等研究,可以窥见日本传统人生观和信念——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映像。
  4. 本书是一本关于日本人迄今自我意识到的全部活动的观念的描述。它所要讲述的问题是什么使日本民族成为日本民族。
  5. 社会学家研究这个问题,要有坚韧精神和宽容性。
  6. 假定基础观念——某个民族对生活具有的基本假设或认可的结论。揭示这一点非常重要,要找到这个不能单靠统计,而是需要系统研究。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

战争中的日本

该部分主要研究日本战时惯例(尤其是违反西方战时惯例的所有作为。)

  1. 战争合法化前提——对等级制度的信仰与信赖。美国认为是轴心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的侵略行径导致了这场战争,非法征服并且走向了欺压弱小民族的丑恶道路;日本认为,各国拥有绝对主权时,世界上就会存在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斗争,而这种秩序的领袖理所当然是日本。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日本是真正从上到下按等级组织起来的唯一国家,对“各得其所”的必要性理解得最为深刻。日本国内实现了统一和平,并且经济快速发展,必须帮助中国这个兄弟之邦,日本与“大东亚”各国为同一人种。因此必须先把美、英、俄从这一地区赶出去。世界各国应该在国际等级组织中各自占有一定的位置,统一成一个世界。
  2. 胜利希望的基础——精神力量一定能战胜物质力量。日本致力于精神建设,正如同美国人致力于物质建设一样。日本人战时同样也进行物质上的战争准备,不同的是,物质对于日本人来说始终是居于精神之后的,那些坚船利炮被日本人当做是他们必胜精神的象征。这也是为什么那种驾着小飞机撞击美军军舰的自杀式行为被作为日本政府精神优于物质的永久样板。日本政府更是把这一信条运用到了一般人的生活中。国民由于24小时在工厂劳作和美机的轰炸已经筋疲力竭,但还是宣扬着“我们的身体越劳累,我们的意志、精神就会越昂扬。”“越疲劳,训练效果越好。”冬天大日本体育会通过广播命令大家做防寒体操,这种体操不仅要代替取暖设备、被褥,甚至要代替粮食。他们的逻辑是:体力消耗过大,我们必须增强它。这方面,美国人始终认为,要根据睡眠、饮食和寒冷程度来计算使用多少体力才好,而日本人完全相反,对养精蓄锐不屑一顾,认为是一种物质主义的做法。
  3. “这个早在预料之中,丝毫不用担心。”即便是失败也广播中也会说这是在“预料之中”的。日本人只能在实现规定好的生活模式中生活才能安心,最大的威胁是尚未预见到的事情;而美国人是接受对方的挑战,并时刻做好取胜的准备。
  4.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就算败阵撤退都要从容不迫,否则“全世界的人都会嘲笑你,美国人会将你的丑态拍成电影在纽约公开放映”。
  5. 日本对天皇的态度。
  • 天皇一直没有实权,只是到近代才被捧出来成为日本保守国民真正的崇拜对象。只有天皇才是日本当代国家神道的心脏。如果从根本上推翻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日本整个国家机器就会像抽调顶梁柱的房屋一样顷刻瓦解。没有什么比攻击天皇更能激起日本的敌对情绪了。
  • “不投降主义”抗争到底的日本战犯,他们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源于天皇,他们“奉行圣志”、“安奉圣虑”、“为天皇之命而舍身命”;而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信念也被声称源于天皇“爱好和平的陛下”。因此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可以与军国主义及其侵略战争分开,日本不能没有天皇。这在美国人看来是虚伪的,他们认为只要是人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怀疑和批判。
  • 即使在战争中,日本人对政府、大本营以及各自的顶头上司都进行过批评。他们不是无条件地承认等级制度,唯有天皇免于批评。
  1. 日本人不投降主义。西方各国在战时战死者达全员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时,举手投降是不讲自明的道理。但是日本军纪禁止投降,除非受伤失去直觉成为俘虏,并且被俘者在被俘那一刻便失去了尊严。耗兵严重,知道后来投降比例才有所提升。这种文化习性的必然结果和日军在俘虏营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和虐待要区别认识。

写在前面:

“刀”是武家文化象征。

各得其所
  1. 家庭中的等级制度。复杂的礼仪。辈分之差的孝道。年龄之差的长子特权,继承家业。性别之差,日本女性地位较低,受教育质量也不及男子,相对于大部分亚洲国家,日本女人还是有较大自由的,尤其是做了婆婆的女人。无论是辈分、年龄还是性别,拥有特权意味着更多责任的承担。
  2. 日本家庭连带性的产生。社会等级制度,引入中国文化,天皇没有实权,幕府统治。封建领主也就是大名。德川家康更加深化了封建等级制度,世袭等级有:皇室、宫廷贵族、武士、农民、工人、商人、贱民。封建的等级制度对国民习性有了长远的影响,虽然后来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这种制度的很多部分还是保存了下来,日本人必须在严格规定的各人社会地位的世界中生活,各人的行动严格按照事先画好的地图行事。

二百年来,法和秩序一直依靠武力维持,对于日本人来说,按照等级制度和秩序规则办事可能已经成为了安全感的必要条件。

  1. 商人由于会破坏等级制度稳定所以被限制和贬低,这种政策影响了日本的货币经济。
  2. 武士和农民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丰臣秀吉曾发起“刀狩”运动没收了农民手中的武器,只准武士带刀。武士被禁止从事生产活动,他们成为寄生阶级的一员,依靠从农民缴纳的租米中提取的俸禄为生。大名掌握着租米,按照论功行赏的方式给自己的家臣分配租米。藩国之间的连续战争成为封建领主和手下武士之间牢固的纽带。而在安定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已经变成经济关系。武士按照门第的高低领取俸禄,俸禄之低跟当时的农民收入相差无几。因此他们严格控制人口,崇尚节俭。德川时代的武士,在长达二百年的和平年代很少动武,他们渐渐变成掌握各种技能的专家,比如理财、能乐、茶道等等。武士和工农商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后三个阶级是“庶民”。武士有权对庶民行使武力。德川家康从未考虑过让庶民和武士之间建立起相互依靠的关系,武士和庶民分别与大名发生联系。
  3. 农民要交繁重的租米,德川时代的租米是收成的百分之四十,有时候高达百分之八十。他们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德川统治时代,禁止土地永久让渡,这保证了耕作者的权益。(暹(xian)罗)由于租米和劳役繁重,日本农民也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这导致在德川统治的二百五十年内,日本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农民可以对封建领主甚至幕府提出抗议,在德川统治的二百五十多年内,农民起义至少有一千多起。农民起义并不是由四公六民引起的,而是额外的更残酷的横征暴敛。起义过程:农民聚集到领主城下,按合法手续提出诉讼,农民写好正式的“纰政匡政叹愿书”,递交给大名的亲信。大名可能会撕毁叹愿书,农民就直接派出代表,前往江户向幕府递交诉状,或者如有幕府重臣路过时拦下递交诉状。幕府当局最后往往会做出对农民有利的判决。但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于破坏了日本的法和秩序的要求,往往会判以死刑。领袖在受刑的时候,农民们会前往进行观看,但绝不会暴动,农民会为就义的起义领袖建立祠堂进行奉祭。他们承认接受处罚是等级制法律的需要。
  • 将军(德川就是将军)的主要职责是在行政上控制大名,阻止大名缔结同盟、向外扩张、购买武器、自由贸易,每个大名每年都要在江户住半年,并且将妻子留下来做人质。
  • 天皇,天皇同世袭贵族没有实权,隐居在京都,天皇的财产还比不上大名,宫廷中一切仪式都要受到幕府(凌驾于天皇之上的中央政府机构,最高权力者为幕府将军)法律制约。天皇同实权者并列的双重统治在日本由来已久。
  • 日本世袭制度灵活性:
    • 高利贷者和商人成为富豪之后会玩弄传统权术,跻身上层阶级。
    • 收养子。富豪的儿子入赘武士家,身份财富互通有无。这种灵活性使得贵族和市民之间的阶级斗争非常少见,阶级关系更加融洽。

《菊与刀》刻画了一个日本人形象。

他出生在“等级制”的思想“监狱”里,既是囚犯又是狱卒。监狱规则: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他是历史的“负恩者”,是一切的负恩者,他有恩必报,报皇恩、亲恩、主恩、师恩。这是他对“忠孝”的义务,对“社会的义理”。

他把名誉视作生命,爱惜羽毛,有仇必报,这是他“对名誉的义理”。

他时刻隐忍,却信奉“人生得意须尽欢”,他爱洗澡、爱吃饭、爱睡觉、爱罗曼蒂克;爱沾花惹草、爱与艺伎玩乐、爱自慰、爱酗酒,他说这是“人情”。

他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因为有无数个与他一模一样的人。他信奉“耻感文化”,以“耻”作为行为规范,他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评价。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约束力实现的,一旦他离开了约束的环境,就会变得畸形,再也回不去了。

文化的矛盾、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带来的“道德困境”,让他期望通过“自我修养”逃脱束缚,从此海阔天空任我游。

这两个鲜明的标志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日本人在异族看来的矛盾性。而这两个带有鲜明日本色彩的特征与日本文化中深入骨髓的等级制度密不可分。无论在社会制度上,它采取的是模仿中国唐朝的封建制度,还是模仿的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有显著的日本特性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思想却是丝毫不受世俗世界的政治制度而一直沿袭下来的。

明治维新
  1. 尊皇攘夷口号:旨在使日本不受周围世界的伤害,结束十四世纪以后天皇幕府的双重统治,使日本重新恢复黄金时代。
  2. 发起者:外样大名。主张王政复古,推翻幕府统治。
  3. 主要内容:1868年王政复古结束了双重统治的局面。废除所有大名对封地的征税权,让农民将“四公六民”中的四公全部交给政府。解除大名对家臣的供养责任。五年内,基本消除了各阶级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缔了标志阶级或等级差别的服饰,如不再蓄发;解放了贱民阶级;废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律;拔出封地之间的地界,佛教也不再作为国教了。
  4. 阻力:
  • 发动它的人,西乡隆盛发动了叛乱。
  • 农民,最初十年至少发生了190次农民暴动,直到1877年才有减轻农民赋税的举措,农民对于各种与他们生活方式违背的改革措施也不欢迎。
  1. 一些更加具体的事情:
  • 阶级基础,武士+商人,政府属于从日本中世纪特殊政体中孕育起来的下级武士和商人这个日本式的特殊联盟体。
  • 时代背景,19世纪下半叶,日本正处于脱离封建主义的过程中。
  • 明治政治家不把明治维新当成一场革命,而是当成一项任务。他们设想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强国。他们没有攻击封建阶级,而是基于“欲得之,先予之”的思路,用可观的薪俸引诱其导向新政权,而后也改善了农民的状况。
  • 明治政治家并不打算根绝等级制度,只是简化了等级秩序。
  • 1889年以天皇名义颁布日本大帝国宪法,赋予人民某种程度的政治权利,建立国会。
  • 等级制度被认为是稳固统治的日本特有基础,应该予以保护和加强,因此,等级制度被转化为“适当地位”保留了下来。
  • 民主程度。部落是地方民主,市、町、村,社区自主权。地方行政当局在三个问题上无权过问,①所有法官均由国家任命,②全部警官均由国家雇佣,③所有学校教师均由国家聘用。
  • 宗教方面,日本神道是民族统一和国家主权专门象征的宗教,接受国家管辖。日本神道象征对国家的象征履行某种仪式,所以说“非宗教”。日本神道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教会,但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构(神社多达十一万以上)。神职人员的等级制和政治的等级制并行,组织机构从最低级的地区神社起,通过县、府、市、郡直至“阁下”最高神官。国家神社的祭日也是天皇为人民举行仪式的日子,到时候政府机关一律停业。而今天民众的大多数祭祀都不属于国家神道的范围,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到神社,先用清水漱口表示净身,后拉一下钟绳或击掌表示请神降临,再深深鞠躬,而后再拉一下钟绳表示送神。
  • 军队方面,实行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民的军队,但是这使得军部拥有至上权,对内阁影响重大,可以通过不参与内阁组建的方式阻碍内阁组建,也可以通过召回代表的方式使全体内阁辞职。即便内阁反对某项政令,军部依然能够发布军事命令,如出兵满洲就是一个例子。
  • 工业化道路,制定计划,确定步骤。用政府的钱创办和资助他们感到急需的工业项目,由国家官僚机构经营组织,聘用外籍工程师,派遣日本人出国学习,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再把这些项目转交给私人企业(如三井和三菱家族为主体的大财阀),从而以一种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秩序,用最少的代价和浪费完成了资本主义建设初始准备的积累,它不是以生产消费品和轻工业产品为开端,而是首先发展重工业。其他工业项目和政府重视的重工业项目组成了日本工业发展的二元性。日本人对商人的看法仍旧根深蒂固,尤其对“成金”这一类人不吝抨击。

一些思考:根本上还是日本人的安全感来自“适当地位”的存在,这种等级在日本的政府、军队、宗教、企业甚至日常生活中仍旧普遍存在着,当日本向外界强行灌输这种“安全”模式的时候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这种等级制度主宰人们意识的社会中,野心才有可能产生而且的确产生了。当日本向外输出这种“各得其所”的东西时,其他国家的人势必会把日本视为穷凶极恶的民族,但日本对于这种看法却甚为震惊,日本人认为“各得其所”是无需解释的道德规范,而其他民族的人并没有这一道德规范,因此,要想认识日本人要首先认识“各得其所”。


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为士(武士),农,工,商,其下还有贱民。贱民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因为,甚至通过他们居住部落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无论如何酷虐地对待战俘都是可以料想到的,他们并没有把放弃抵抗的敌军或者普通民众划入“人”的范畴,或者正是因为这些放弃抵抗者放弃了比生命还重要的荣誉而使得作为胜利者的日本将士对其蔑视到了极点,也就使得胜利者在战败者中比赛杀人和竞赛解剖青蛙可能并没有什么差别。

负疚于社会和历史的人

报恩!他们的世界里好像没有无条件的爱,任何爱或者恩在日本人那里都能够计算得清清楚楚。恩的分量远比个人意志重要。

  1. 他们认为自己从过去、从传统中获益,也认为从每天与他人的接触中受人之恩。日本人所谓的“信义”正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过去之间普遍存在的恩惠关系基础之上的。这种非常感恩的思维定式,造成了他们负疚他人的思维定式,这种“负疚他人”正是他们思维和行动的参照地图。
  2. 他们能够绝对自我献身。这里的要报的恩是人们最重要、最重大的皇恩。近代日本想尽办法把人们报恩的感情集中到天皇身上,以至于战争中的战士都在为报答皇恩而战斗,而报恩的感情在日本人身上淋漓尽致的体现,以至于战士们能够义无反顾地自我献身。
  3. 父母之恩。孝道,养育子女也是对父母的一种报恩。师恩。主人的恩。(大河剧中那种对主人的感恩,让我一度理解不了,现在总算理解点了。
  4. 他们容易动怒,因为他们负疚于他人恩惠,承担着必须报答他人的义务。
  5. 奇怪的现象是,这种报恩的心态,使得人们在帮助的时候会被误解为有乘机占便宜的嫌疑。为了避免这种嫌疑,人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总是畏缩不前。
  6. 日本人受了恩惠之后会道歉,比如商店老板会对顾客说对不起、不好意思,特别感激的情况下甚至会说我受了侮辱。
  7. 可以看到,对于恩,人们一边竭力恪守,一边又深深憎恶。因为人们在接受恩的时候,恩人已经被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我和恩人之间就有了某种很近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因为背叛等什么原因被打破,那憎恨所接受的恩惠就成了正确的态度。

读书,有的人喜欢泛读、速读;有的人喜欢精读、细读。

日本坚持的是,各个等级的人群必须要要履行其所属等级的权利与义务。断不可越雷池一步。中国曾经也有阶级之分,可是远没有日本的严厉。在四大等级之上的是大名,武士绝对不允许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只能靠俸禄为生(这一点和中国的“士”截然不同,否则绝不会有“采菊东篱下”这样子的佳话了),也就决定了武士只能是大名的附庸;大名对将军负责,将军服务于天皇。在德川家康击败所有对手,于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后,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一直持续到1863年。

报答不尽万分之一的恩
  1. 恩即负债。最主要的并且始终存在的债务被称为恩。债务不是美德,还债是;恩不是美德,报恩是。
  2. 恩的分类:
  • 在数量和时间上都是无限的,无限报恩被称为义务,义务被分为父母之恩(孝)和天皇之恩(忠),这两种恩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
  • 数量上是对等的,而且特定时机可以报答完毕,这是义理。
  1. 日本从七世纪开始完全接受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但却没有接受忠孝的基础或前提:仁。这个“仁”在日本没有那么优越的地位,不是必要的,属于“额外的事”。“施仁”是个贬义词,指的是盗匪之间的德。
  2. 天皇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象征的存在,日本人对天皇的忠正如对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不同的是,星条旗是不会发号施令的,而天皇会,而日本人对天皇的忠使得日本人对自己所发动的战争不存在丝毫错误动机的怀疑。战中不论处于何种境地日本人都能坚持下去,日本人的好战之名令人瞠目,这背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而天皇一纸停战诏令就立刻让所有日本人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刀枪。
  3. 战后的和平占领时期,日本没有反抗,没有爆发革命,他们始终“不认识自己战败的事实”,他们的武器是:为了忠,努力克制自己未丧失的战斗力,
    选择了无条件投降。

为了兼顾这两类人的读书习惯,全文分为两部分:

日本的皇室和中国的皇室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中国人虽然也非常讲究出生,但是本质上还是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心态,中国人心思可能比日本人要活络一些或者狡黠一下,表面上可能山呼“万岁”,但是打心眼里可能并不相信所谓的“真命天子”。所以即使上至民风淳朴的三代,周天子实际上还是随时可能被各方诸侯取而代之的;而日本从始至终,皇室从来没有变更过,无论将军幕府如何改朝换代,却从未有人试图对天皇说一句“彼可取而代之也。”因此,虽然神圣首领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但是天皇仍旧在等级制度中占有一个“恰当地位”,日本人对天皇、对国家神道的感情,更多的是一种忠诚,而非一种政党感情或者是宗教狂热;这份忠诚有点类似于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坚贞,美国人并非为了民主党或者共和党而战,而是为了国家荣誉而战。正因为对于日本人从小就把捍卫等级制尊严的想法烙印在了心里,所以才能够出现另其他民族大惑不解的现象:上午日本将士还宣誓与城偕亡,下午就接受了天皇宣布投降的命令而主动放下武器,晚上就在集市上购买日用品。

“义理最难忍受”——日本常言道
  1. 义理到底是什么?
    正确的方法;人们应该遵从的道路;不情愿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人们别无他选遵从的行为准则。
  2. 上门女婿的很多义理;对非直系亲属的义理而不是义务;对主人是义理;维护声誉是义理。
  3. 义理是可以计算的,义理的恩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分量。

Part 1:3分钟带你读懂《菊与刀》

也正是出于对等级制度的信任,他们对于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作风嗤之以鼻,认为其无法无天。对于日本武士而言,他们的义务是效忠于天皇与神道,即使放弃生命在所不惜;而他们的权利来自于荣誉,来自于天皇的馈赠,而非自己向天皇主动的索取。在神圣的等级制度面前,美国式地衡量付出与获得的锱铢必较是可鄙的行径。

洗雪污名
  1. 维护声誉的义理。使自己的名声不致遭到玷污的义务。
  2. 包含着遵守“适当地位”所要求的各种繁杂的礼法。包含:
  • 面对诽谤或侮辱的痛苦能够泰然自若;
  • 要尽力维护自己在专门的职业和技能中的声誉;
  • 要采取清除诽谤的行动,报复和自杀是行动两个极端,这里的报复是一种德行而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邪恶。
  1. 包含着注意体面的日本人的禁欲主义和自制。女人分娩时不得大喊大叫,男人遇到危险时要泰然处之。有一句格言“雏鸟求食而鸣,武士口啣牙签”成为大战的军队要求士兵的格言。不许向痛苦低头。
  2. 日本人的尊严来自于适合身份的生活。
  3. 承担相应地位所要求的责任。负债承担不了可能就会自杀,年关因此自杀的人不在少数。
  4. 承担职业责任。日本学校那会会悬挂天皇像,学校失火烧了天皇像,校长可能就会自杀,学校老师为了救画像甚至会有牺牲。给孩子起名字和天皇冲突,一家子自杀。读错《教育诏出》或《军人敕谕》也可能会自杀。
  5. 维护专家名声。通过坚决不承认不懂来实现,本质是一种自我防备。
  6. 日本人心理上的洁癖。
  7. 萨摩潘藩鹿儿岛事件、长卅事件、日本投降,可能都是日本义理表现明朗的一面。

用最简短的语言概述整本书,以期满足读书时间紧迫之人。(850字,大约需要3分钟)

由于等级制度产生的“忠”也决定了日本对于名誉的敏感。他们并不向美国人那么强调个人的发展与自由,相反,他们更崇尚忠诚与荣誉。这种集体的信仰使得他们把死亡与牺牲看成为最大的光荣,那才是正真的尊严。在西方国家,阵亡士兵达到全军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几乎鲜有不放弃抵抗的;而美军在一场登陆战役中的统计结果是日本士兵被俘的比例与战死的比例是142比17166;几乎所有的被俘士兵都是因为失去了意识或者丧失了战斗能力而被俘,即使被俘之后,也如同死人一般毫无生气。对他们而言,个体的利益与发展实际上毫不重要,只有对天皇的效忠,得到来自整个集体的认可,才是他们存在的意义所在。

人情的世界
  1. 日本的道德准则对感官的享乐非常宽宏。
  2. 美国人认为快乐不一定非要去学习不可。美国人看来,人们拒绝沉沦于官能的享乐是战胜了并不需要特别去学习的一种已知的诱惑。但是在日本,快乐和义务一样是需要学习的。
  3. 日本人一边特意培养肉体上的享乐,一边又建立准则禁止人们将这种享乐当成严肃的生活方式沉醉其中。“像对待艺术似的,尽心磨炼肉体上的享乐,但是其后要在尽情体验这一快乐的滋味时,又为了义务而牺牲了它”。
  4. 热水浴,带有一种“被动的沈湎于其中的艺术的价值”,这一价值据说年纪越大意义越大。
    对应的锻炼:冷水浴。现代的学校没有取暖设备,目的是为了锻炼儿童身体,使他们将来能接受人生的种种艰难,颇受欢迎。
  5. 睡眠,日本人睡觉目的不是纯粹养精蓄锐,他们是喜欢睡眠,只要无人妨碍他们就会高高兴兴地睡觉。
    对应的锻炼:他们可以毫不姑息地牺牲掉睡眠。
  6. 吃饭,一种需要进行享受的休息。日本以能吃到一盘一盘接连不断端来的饭菜为乐。“快吃快拉是日本的最高道德之一。”
    对应的锻炼:忍住食欲断食。日本武士口啣牙签。僧侣们饭前祈祷:让他们想到吃饭等于吃药。意思是说要锻炼人不以吃饭为乐趣,而当做迫不得已的需要。日本人认为只要经受住断食的考验,体力不仅不会因为缺乏热量和维他命下降,反而会因为精神上的胜利而得到增强。
  7. 浪漫的恋爱。《源氏物语》日本的性没有太多禁忌,同其他人情一样,在人生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就没有什么妨碍,就没有必要过多限制过多批判(日本人脑回路也是清奇啊啊啊)。他们把属于妻子的领域和属于性乐的领域之间划出界线,明确地加以区分,这两个领域。同样得到公开承认。这是因为,一领域属于重要的义务世界,另一领域属于细小的消遣世界。现代的一位日本人在某杂志上提到“结婚的真正目的,在这个国家被认为是生儿育女,延续家庭的生命。除此之外的目的,只能有助于歪曲结婚真正的意义。”
  8. 同性恋。是武士、僧侣等地位显要的人们公认的一种乐趣,明治时代之后,被法律禁止。
  9. 手淫。在严谨的生活中给它较低的地位就可以完全控制它。
  10. 酗酒。酒精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对于酗酒的人,他的家属甚至一般工种都不认为应该表示厌恶。酗酒者通常是快活地放歌狂舞。日本人将饮酒与吃饭严格区分开。农村的酒宴上倘若有人开始吃饭,就意味着这个人不想喝了,进入一种与喝酒泾渭分明的吃饭状态。喝酒与吃饭决不能同时进行。

上述日本人情观推翻了西欧所认为的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力量在各人生活中不断斗争的哲学。日本人认为,肉欲并非邪恶,享受可能的肉体欢乐并不是罪恶,肉体和精神并不是对立的。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柔和的+粗野的。日本人之所以不同意道德就是和邪恶作斗争,是因为,日本人所认为的日本民族的优越性,自认为日本人天性善良,可以信赖,没有必要和另一半作斗争。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佛教哲学的深入。日本的故事大多悲剧结尾,战争片也是只有流血和痛苦,这都歌颂的是日本人最看重的吃苦报恩的美德。

Part 2:精读《菊与刀》

如果面对这样子的对手,或者生活在这样子的集体之中,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无疑是梦魇一般的可怖。也正因如此,了解未来潜在的盟友或者敌手,才变得极其重要。

道德的困境
  1. 在日本矛盾已经深深扎根在他们的人生观中,正如一致性扎根在我们的人生观中一样。日本人没有善恶之分,只有不同生活范畴之分,义理和义务冲突是常见主题。
  2. 他们认为强者是将个人置之不顾而能成全其义务的人,他们认为人们性格的坚强与否不是表现在反抗上而是表现在服从上。
  3. 天皇敕谕含蓄谴责义理,强调忠的义务。军人敕谕强调忠。
  4. “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他们不认为一切德是基于怜悯的心而产生的。他们总是先订出信条,然后就全心全意,以全力全智来履行其义务。”
  5. 日本人的诚实。不是sincerely,这种在日本是会被嘲笑的,他们认为把感情流露出来是可耻的。他们的诚实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永不泯灭(诚实的义理,义理上的加号)的意思。这种诚实是一种值得赞颂的德,但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本质上是信徒对教条的狂热程度。(四十一士)
  6. 日本人的自重。以维护自尊心为出发点,将耻辱的严重性置于罪恶的严重性之上。

各种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中,重要的课题是区别以耻辱为基调的文化和以罪恶为基调的文化。以罪恶为基调的社会中的宗教会有忏悔,即通过坦白减少罪恶感。但是耻辱感不会因为坦白而减轻,因而感到耻辱的人非但不会坦白,反而会极力遮掩,希望有幸渡过,以耻辱为基调的社会中的人们会祈求幸运。以罪恶为基调的文化,人们基于内在对罪恶的知觉而实行善行,以耻辱为基调的文化,人们基于外界强制力影响而实行善行。耻是对外界批评的反应,耻是强大的强制力。日本人重视别人的评价。日本去美国受到文化震惊,体验到这种文化之后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文化环境中了,他们把回不去的日本文化环境叫做失乐园叫做牢笼等等,他们在另一种文化中体验到日本文化的困境。(我的狭窄的岛国。)

详细和大家分享讨论书中的观点。(1.3万字,大约需要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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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养
  1. 分为传授能力和传授能力以外的更多东西。
  2. 分类标准:以在人们心中产生不同结果为目的。
  3. 传授能力:日本人普遍接受的精神统治法,即认为意志高于体力,体力是无限可训练的,身体的享乐本身不是天经地义的,人们经过努力就可以克服的。这在美国人看起来是“为了自我牺牲不惜一切代价”。美国人将美国社会中类似的训练(例如固定时间睡觉、必须吃某些食物等)视为一种压抑、一种牺牲,美国人承认这种自我牺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当一个社会强调这些牺牲所对应的的行为应该属于一种义务,并用此指导个人生活时,自我牺牲的观念就不存在了(就好像,人们每天呼吸,空气是必要存在,但是当人们把呼吸的过程认为是理所应当时,空气的概念也就不存在了。)。
  4. 传授能力以外的东西:意志和行动之间 ”无毛发之间隙“
    。日本僧侣多娶妻生子。禅宗。解公案,公案源自中国,但却在中国已经失传了。公案包含人生的症结,若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如同被追捕的老鼠那样陷入困境,或者像被热铁块卡住嗓子。公案是日本人用来寻找真理的方法。日本人所谓“活着的尸体”是形容达到“精通”阶段的人。“行尸走肉”的哲学基础就是“无我的哲学基础”,这种情况下,人忘掉了一切自我监视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恐惧和戒备,不需要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正轨,死者也不用在考虑报恩,死者是自由自在的。日本人眼里这种“无我”的人是好人,是教养极高的人,能够把自己贡献给最无私的壮举。

说是精读,也不尽然,全书共26万字,我用了1万字总结,必须要有所取舍。

于华中科技大学

孩子的教育
  1. U字型成长曲线。
  2. 讽刺挖苦的教育方式。
  3. 让孩子全面参与生活的教育方式。
  4. 孩子的“治疗”,点燃艾草的惩罚。
  5. 学习超自然事物。

2016年06月19日

投降后的日本人
  1. “三十年代,他们自以为通过军国主义的手段会得到世界的称赞——用他们的武力赢得称赞。而且,付出了这一计划所要求的一切牺牲。当天皇宣布战败,他们接受了战败这一事实所意味着的一切。”
  2. 迅速承认武力兴国的错误,改用和平方针。
  3. 依靠命令建立自由民主。
  4. 日本的公务人员对“耻辱”在日本的作用产生了疑问。他们希望在国民中间有一种新的自由,一种在担心“社会”的责难和摒弃的恐怖中生长起来的自由。

Part 1:3分钟带你读懂《菊与刀》

想读明白一本书,你得知道书的作者,成书的背景目的、结论、核心观点,书名含义以及世人对此书的看法。

1.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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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著名学者,《菊与刀》作者

鲁斯·本尼迪克特,女,哥伦比亚全职教授,文化人类学专家,师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被誉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兹·博厄斯。

1934年提出“文化模式”的理论,可总结为“文化是人格的放大”、“人格是文化的缩微”、“文化的可塑性”、“文化决定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回应”。

1948年,因冠状动脉血栓病逝,享年61岁。

2. 背景及目的

二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政策。

对德国,政策很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

对日本,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

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像对付德国那样进攻日本本土?

第二,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致保存天皇?

3.结论

日本政府会投降。

不需要攻击日本本土。

应极大限度保留日本政府机构,应保存天皇。

战争结束,美国政策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意见一致,事实发展也如她所料。

4. 核心观点

  • 等级制(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 负恩者(人生来受恩,终生负恩)
  • 义务、对社会的义理(有恩必报)
  • 对名誉的义理(爱惜羽毛,有仇必报)
  • 人情(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 道德困境(道德冲突、耻感文化)
  • 自我修养(打破矛盾,随心所欲不逾矩)
  • 儿童教育(幼儿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是矛盾的根源)
  • 其他(明治维新、战争中的日本人,战败后的日本人)

5. 书名含义

“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

作者以此命名的含义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6. 外界评论

有人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

有人质疑:作者以偏概全,资料谬误、主观臆断,此书毫无学术价值。

有人否定:此书不过是美国人写给美国政府和国民看的政治论文。

据统计,此书日译本自1948年出版后至1996年,重印超过100次,印数超过230万册。

在美国,《领袖周刊》有文章把此书列为领袖必读的100本名著中的第71本。

这些都表明了,此书经久不衰。

是非对错,自留予后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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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精读《菊与刀》

目录:

1. 方法论

作者开篇先讲方法论,即如何研究,研究时应持何种态度。

1.1 如何研究?

当时正值二战后期,不可能允许作者深入日本,实证调查。所以作者采用的是“遥查”,这就说坐在美国调查日本。

通过读日本文学,看日本电影,访美国战时“日本人隔离收容所”中的美籍日本人。

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手资料。这也是后世很多人抨击这本书的原因。但能通过二手资料得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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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日本人隔离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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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隔离收容所 营地

1.2 研究应持何种态度?

1)求同存异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家。

我们在评价外国文化时,总不免带上有色眼镜,要不觉得别人的文化像玫瑰,要不就觉得像大便。总之,“月是故乡明”。

但是人类学家在研究民族文化时,应摆脱这种主观情绪,而人类学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也被训练成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持中立态度。

也就是要“求同存异”。

2)共性是沙子,差异是蚌口中的珍珠

文化间有差异,这种差异就是民族特征,其形成有历史的文化背景,其表现则为特殊的文化形态。

很多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做分析时,喜欢通过调查资料、调查问卷等进行统计分析,然后找趋势、找共性。但探索民族文化时,这种方法就不合适了。

文化,尤其是在邻邦之间,相似性是比较大的,比如日本和中国。日本的很多文化是从中国引进的,尤其是中国明朝。比如官位制度、佛教、道德等等。日本的很多文字与中国汉字也相同。

共性那么多,日本也没能成为另一个中国。因为日本在文化引进时进行了大量的去中国化,加入更多的“日本特色”,以适应日本的政治、文化需求。

这就像中国古代统治者引进儒家、佛教一样,根本目的是为了进行思想控制。有利于统治的保留,不利于统治的,要舍弃。

所以,对人类学家来说,文化的差异才是比较不同民族、文明的核心。

3)不能想当然

一般研究喜欢想当然,举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们常常被教导: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但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如果是思想、观念相同的文化之间还可以。如果文化差异巨大时,这种自我代入分析是非常离谱的。

比如说:你想研究泰国人妖的生活。然后你把自己代入,假如自己是人妖,你会做什么,这怎么做?这不是研究人妖,而是在研究另一个你,一个正在意淫着的自己。

举这个例子很简单,很多人都明白。但是在做文化分析时,这是通病。

既然是病,就得治。

在对日本文化进行解构分析时,不能流于表面,要深入挖掘。

2. 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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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等级制.jpg

等级制是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词汇。

等级制是日本人最重视的行为准则,它是信仰,就如同藏人信仰活佛一般。

等级制,就是各安其位,各守本分。

1)首先是忠孝

所谓忠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兄为弟纲”。

中国人的忠是忠于皇权,以家族为单位,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史书或者电视剧中“诛九族”的记载。
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中国人的孝也是以家族为载体的,而家族是以姓氏为前提的。

日本人也学了,但是规定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才可以用姓氏。每一个姓氏是一个封建领主。所以,日本人是对领主尽忠的。
日本人也学“孝”,但孝不过三代。日本的家族联系系其实很淡薄,所谓的“孝道”只是局限在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但是即使是有限的“孝”,日本人也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尽管有时只是表面功夫。
也许实际上,儿子支配父亲,妻子支配丈夫,弟弟支配哥哥,这都无所谓。凡事表面关系都要做到尽善尽美。
典型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其实准确点说,是不是婊子大家不关心,是什么样的婊子大家也不关心,但是牌坊要立,而且要立得金碧辉煌。

特权之间的外观界限不会因为有某人在背后操纵而受到破坏。

2)其次是礼仪、辈分、年龄

日本人重礼仪。大家知道日本人爱鞠躬,爱下跪。这是一种表现。
日本人重辈分、年龄。晚辈要坚决服从长辈,弟弟要坚决服从哥哥。

中国皇权时代,父亲要给身为贵妃的女儿下跪,因为女儿代表皇权。
日本人学了个十足十。人们的每一次寒暄、每一次接触,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
日本人喜欢鞠躬,鞠躬也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在何种场合,向谁鞠躬,鞠躬多少度,鞠躬的方式都有规矩。

日本人在礼仪上有个“表里如一”的优点,无论家里家外礼仪都一样不少,说起来,在家里礼仪更多。因为日本人的礼仪就是从家里学来的。

3)然后是阶层

通俗点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首先,你要认命。你是老鼠的儿子就只要打洞,不能干别的事,否则就是逾矩。
其次,你要自信。老鼠的儿子和龙凤的儿子没有什么不同。

要说有差异,也是只是阶层不同。
老鼠的儿子干不了龙的事,龙干不了凤的事,凤也干不了老鼠的事。要是干了,也是逾矩。

幕府时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阶层制度。
所谓阶层从上到下依次是:天皇、宫廷贵族、士(武士)、农、工、商、贱民(比如说入殓师)。

说说贱民,当时不把贱民当人,也不把贱民的聚集区当成“人”的住所。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当时的人也用微信统计步数,经过贱民区的路途是不算的。
贱民不是人,贱民的房子不是房子,贱民的路不是路。

幕府将军将各个阶层完全隔离,以便实现政局稳定,且便于统治。

士不能劳作,要从农民手中收贡,要靠“大名”赏赐。士要做的就是忠诚,战争年代要为主君打仗,和平年代无所事事,就附庸风雅。

农只能劳作。好处是,农民对土地有所有权,且禁止买卖。坏处是,农民的税负很高,一般到40%,最高时期达到80%。

当然,农民被压迫到了极点,可以反抗。幕府也允许抗议请愿,而且50%的时候都会站在农民一边。但是,起义领袖要被处决。因为他侵犯了“等级制”,属于不忠。而农民们也认可这种处决。所以在处决刑场上,他们默默观看,然后回去建祠,奉为英雄。

阶层无法转化,压力无法释放,就会引发动乱。

所以幕府默认了一种方式,阶层升级。只是默认,官方是不承认的。

商人虽然在阶层中位居底层(下面还有贱民),但是有钱。
有钱可以变相“买卖”农民土地,成为地主。
有钱可以与底层武士通婚。
有钱可以送儿子去武士家做上门女婿,上门女婿要舍弃以前的所有身份,姓氏。但是下一代转身一变,就成了武士。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幕府显然知晓这个道理,为农民、商人指明了一个方向,一个舒缓怨愤的渠道。情绪有出口,自然就政权稳固。

之所以花大篇幅讲阶层,讲等级制。因为等级制是日本文化的框架,是日本人诸多文化表象的根源。

等级制,说到底就是一个牢笼。一个让人心甘情愿接受并信仰的牢笼。

这是对日本文化构建的第一个标签。

3.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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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义犬

3.1 负恩

1)人生来负恩

日本文化认为,人生来就是负恩者。恩即恩债。

负谁的恩债呢?历史的恩债,过去的恩债,现在的恩债,每天与别人接触过程中产生的恩债。

能不能不负恩债呢?

不能。

恩是被动接受的。从你呱呱坠地开始你就承受了父母的养育之恩,你的一生就是在一张个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里。

2)恩的种类
  1. 皇恩。受于天皇之恩。
  1. 亲恩。受于父母之恩。
  2. 主恩。受于主人之恩。
  3. 师恩。受于师长之恩。

3.2 报恩

有恩又如何?受着不就是了。

不可以,有恩必报。

人们普遍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所以日本人不愿意多管闲事,招惹麻烦,因为那会卷入“恩”所带来的麻烦。

比如别人给你递了一根烟,如果你与递烟的人过去并无交往,那就会感到很不舒服。在这种情况下,表示谢意最礼貌的说法是:真过意不去。

为什么过意不去,你有恩于我,我却无以报答,这让我背上了莫大的感情债,寝食难安。

那怎么办?

报恩。

必须报吗?非报不可。

好吧,怎么报恩?

报恩的方式分两种:

  1. 义务。
  1. 义理。
1) 先说义务。

义务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不情愿。义务是对骨肉至亲(直系亲属)、祖国、天皇应尽的责任。

而且义务无止境,报答不完。简单来说,你一辈子都还不完。有哪些呢?

(1) 皇恩

对天皇、法律、国家的责任。你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如意,就必须想到天皇所赐的恩典。所以,你要对天皇尽忠。

神风队员自杀式攻击是报答皇恩,战争中全体战死或自杀也是报答皇恩。他们用生命使“陛下安心”。

天皇一纸诏书,日军就放下武器。他们在用遵守和平的办法让“陛下安心”。

枪都抵住敌人的喉咙了,他们也能放弃。因为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
也就是说,即使是投降,最高的法律还是“忠”。

但是天皇也是人啊,是人就会犯错啊,为什么对天皇的要求就那么低?

其实不是,不是要求低,而是没有要求。这种无止境无条件的忠是有原因的。

除了皇权神授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

你看,中国有史以来经历了几十个朝代,日本则从来没有。

天皇是超越国内一切政治纠纷的象征和存在。

(2) 亲恩

对父母、祖先、子孙的责任。

对父母,要孝顺,要无条件服从。父母让你往东,你不能往西。父母让你休妻,你再不舍得也要写休书。

父母做了错事,儿女要承担责任。

日本电影中有个故事:

有一年,农村大灾,一户农民想把上学的女儿卖到妓院去,女儿的老师不忍,向村民筹集了一笔钱,但是老师的母亲把钱偷走了(其实不差钱)。

儿子知道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责任。儿子的妻子发觉了真相,写下遗书,说丢钱的责任在自己,然后怀抱婴儿投河自尽。

事情宣扬出去后,母亲在这场悲剧中应负的责任无人过问。
儿子在尽了孝道以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的人格,以求日后坚强地经受类似考验。

这就是日本人眼中的“孝”。

多说一句,日本的孝道还有一个特点:家族成员之间可以看到相当刻骨的相互怨恨。

2) 再说义理。

义理就复杂了,它渗透于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义理是契约性的,受恩者报恩是不情愿的。可以说,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义理。

义理是情义债,无论多大代价,必须还,不还没面子,遭世人谴责。

但是义理是有止境的,可以还的清的。可以理解为借债还钱,当然只是这么理解,真正地义理可要复杂的多。

义理具体又分两种。

  1. 对社会的义理
  1. 对名誉的义理
(1)对社会的义理

可以理解为契约型的,对各类人履行各种义务,不是生来就有的。比如说:

  • 对主君的责任

在幕府时期,将军以下是大名。武士对主君的忠就是义理。武士对主君的忠要远胜对将军的忠,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当然,这是古代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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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与牟庆

  • 对姻亲的责任

儿媳对婆婆的责任,姑爷对岳父的责任。儿子侍奉亲生母亲是义务,可以打折扣。对姻亲的义务不能含糊,无论要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履行,否则会被世人谴责。

  • 对非近亲的责任

比如叔伯、外甥、侄子的责任。这不叫孝,孝仅指父母、祖父母。帮助这些近亲不是受过他们的恩,只因他们有共同的祖先,要报祖先的恩。

  • 对他人的责任

比如别人给你钱,工作上帮助你等等。

(2)对名誉的义理
  • 要坚忍、自我克制

遇到任何事,都要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哪怕是装的也行。

  • 生活要与身份相符,否则就失去了自尊

比如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只能买其他种类的布娃娃。

类似这种规矩比比皆是,细思极恐。

我们认可的是,你有钱就可以买更好的。而在日本,有钱会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让人放心。

  • 要守本分,该做的要做,不该做的不能做

《论语·为政》中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 不承认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知的责任。

比如说:教师不能承认自己无知,企业家不能承认经营失败,外交家不能承认外交方针失败。

  • 受到侮辱,或遭受失败,有洗刷“污名”的责任。

有必要的话,可以报复。而且,重要的是,这种报复不被看做是侵犯。有点像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


但是,这类需要报复的义理冲突事实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日本人会竭力避免引起有关名誉的“义理”问题。

比如说:找中间人传话,这样就避免了直接遭受羞辱。
比如说:制定各种礼节来缓和冲突,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

日本人是尚礼的民族,跟避免“义理”冲突少不了关系,尚礼正好可以让人们极力限制那些必须洗刷污名的争端。

很多人认为日本对侮辱很敏感、热衷复仇,其实是有偏颇的。日本更愿意对名誉的义理添加种种特殊限制。
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名誉观念日趋淡薄,而是意味着对失败和侮辱的反映已日益成为自卫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现在看来,义理也没那么难理解,但是听听下面这个故事。

德川家康一位家臣听说,德川在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这是对武士尊严的侮辱,决不能容忍。

于是,这位家臣趁着江户内乱未平,与敌人勾结,纵火烧毁江户。

日本人认为这也是符合义理的。

武士对主君忠是义理;向主君复仇也是义理,因为主君侮辱了他,这是对名誉的义理。

但是如果不能复仇怎么办?
尤其是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处理相互依存的经济难度,使复仇行为转入隐秘,或者把它针对自己胸膛。

最极端的针对自身的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

从对名誉的义理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可以洗刷污名,还可以赢得身后好评,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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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腹仪式

4. 人情

人情,即私欲。

按理说,日本的道德准则极其重视回报义务和自我约束,似乎应该坚决抵制私欲。但其实不是,日本主张培养私欲。

但前提是,享乐必须恰如其分,不能妨碍人生重大事务。

你看,他们又把生活变得难以处理。

日本人喜欢的肉体享乐有:

  • 热水澡。

热水澡讲究的是,出浴时浑身绯红,状如熟虾。而且年龄越大,情味越浓。

  • 冷水浴

以前,在黎明前出去,坐在冰凉的山间瀑布之下。或者,往身上泼冷水,睡前一次,凌晨一次,早上中午日落各一次。他们谓之“锻炼”。

  • 睡觉

他们睡觉就是为了睡觉,不是为了明天积蓄精力。他们可以想睡就睡,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 吃饭

日本人在闲暇喜欢烹调各种美味来品尝。日本人也通过绝食锻炼意志。

  • 浪漫主义的恋爱

虽然这跟日本人的婚姻方式,家庭义务完全相反。日本人认为,结婚就只是传宗接代。

上流阶级有钱畜养情妇,其他男人多数会去与艺妓或者妓女玩乐,而且是公开的。妻子会为出去玩乐的丈夫梳洗打扮。妓女也会给妻子送账单,妻子照单付款,即使不高兴,也只能忍着。

他们认为这是“人情世界”的事,对“孝的世界”是一种解脱。没有理由不去纵情享乐。

过去,日本人去妓院很有些类似前些年的广东,妓女亲自坐在人前,任人挑选。后来,日本人注意到西方人的非议(他们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这有关“名誉”),改为在妓院外面悬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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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

  • 同性恋

只是有限制,不能影响家庭关系。

而且,只能攻,不能受。否则,有损人格。(注:但是总归有受,何解?)

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界限(什么事可以做而不伤害自尊),不过他们的界限和我们的不同。

  • 自慰

这个不用解释,包括现在也是,市面上、电商里的自慰工具,多来自日本。

  • 酗酒

饮酒是一种乐趣,只是一种消遣,正常的人不会为它所困。而酒鬼,从来都少见。

西方人认为肉体与精神是冲突的,而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从来不是罪恶。日本人从未认为需要同恶进行斗争。

他们说这正证明了日本的优越性。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资信赖,没有必要同自己性恶的一面进行斗争,只需要洗净自己心灵的窗口,使自己的举止适合各种场合。

但是,日本人的这种对于私欲的态度并不会导致自我放纵。相反,他们把报恩,履行义务作为人生最高任务,适当时可以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

按他们的话说,享乐,只是消遣而已。

5. 道德困境

5.1 道德冲突

忠、孝、恩、义务、义理、人情等属性构成了日本人的道德地图。

它们各自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详细的特殊的行为准则,而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互不影响。

比如武士在没有被主君侮辱之前,遵循对“社会的义理”中的“对主君的义理”,要求尽最大的忠诚;一旦被侮辱,就可以背叛主君,因为这是“对名誉的义理”。

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军队死战;天皇广播宣布投降后,“忠”要求放下武器,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丝毫没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

所以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时丝毫不会有心理上的苦痛。

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独立的世界并不独立,他们往往有交叉。有交叉,必然要有取舍。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这种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

日本的神话传说、文学作品、喜剧电影经常表现这种冲突和矛盾。比如:忠与孝,义理与人情、义理与义务等等。

日本有一部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在民众心中知名度很高,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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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士物语

大意是说:

幕府时期,各地大名需定期觐见幕府将军。有一次,有一大名(浅野侯)被任命主持仪式,但是他是地方出来的啊,不懂规矩,就像幕府中一位身份很高的大名(吉良侯)请教。但是他不懂规矩没有送礼,那位大名故意让他在仪式上穿错衣服。结果仪式上浅野侯发现受了侮辱,就刺伤了吉良侯。

从名誉的利益上说,他的复仇一种德行;但是在将军殿上拔刀就属于“不忠”,所以将军赐浅野侯切腹自杀。

浅野侯的家臣如果按照“对主君的义理”,有义务一起切腹自杀。但是有一位家臣(大石)觉得切腹不足以表现他们的义理,他们应该完成主君没完成的事(杀死吉良侯)。

按惯例,策划复仇的人必须实现呈报计划,确定行动日期,限期之前如不能完成复仇,就必须放弃。
但吉良侯是宠臣,幕府必然不会同意。而不经幕府批准就报复属于“不忠”。

但是,他们心有不甘,集结了42位家臣,卧薪尝胆,抛妻、弃子、弑父。最后,终于报了仇。

他们报答了义理。但是他们必须也要“尽忠”。

小学五年级的课本是这样说的:

他们为主君报仇,义理坚定,应为永世垂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

另一个例子是孝与爱情的冲突。

比如母亲不喜欢儿媳,让儿子离婚,即使有了孩子,即使他们再相爱,也必须离婚。在家庭里,妻子的地位处于最边缘。

近代以来,日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和冲突,并尝试去改变。他们尝试把“忠”置于道德制高点,以简化义务体系。

后来又尝试把“诚”作为至高境界。但是到最后也变了味。诚更像是是忠2.0,孝2.0,义理2.0等等升级版本,可以理解为“热诚地遵循日本道德规范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

不管日本人怎么努力、改善,他们的道德体系一直是多层次分散状态。

5.2 耻感文化

与“罪感文化”相对。

罪感文化是指: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而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

作者没有对耻感文化直接定义,而是将其基本特征与“罪感文化”作了概括比较: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在内心的反映来行善;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来行善。

其实可以这么理解:耻感文化就是注重礼义廉耻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评价。

那怎样是耻辱呢?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

这样文化培养就像是是流水线作业,所有人都有共同的道德标准。

真正的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的约束力来实现的,一旦失去了外部约束力,或外部约束力发生改变,那么便必然会导致众多的社会畸形。

很多日本人离开日本到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再也不能适应原先的生活了。

对他们来说,那种规矩烦苛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变成了牢笼。

6. 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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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德寺

日本人重视自我修养,事实上是希望通过自我修养提高驾驭生活的能力,进而达到“圆熟”境界,从而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可以说,这是日本人主动选择的自我救赎之路。

自我修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在日本人看来自我修养的代价,不是自我牺牲。在日本,为他人服务,其背后的义务的强制力也是相互的,这是义理的要求。这种传统的约束力使得他们不会白白付出,因此日本人从不认为存在自我牺牲。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培养能力。

如精神驾驭术,强调培养精神超越肉体极限的能力。占时日军军官通过不让士兵睡觉来训练他们的自控能力。

说到底,所谓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目的是为改善他本人驾驭生活的能力。

修养是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

第二层次是圆熟,或者说练达。

圆熟的表现是“无我”。

无我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毫无障碍,纤发悉除”的体验。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地三昧境界: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其自身”,也即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观察者。【注:观我即正在观察着的我,观察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看到日本人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而日本人则说,当这类心理负荷一消失,人的意识就进入更加有效的境界。

就像久不锻炼的人想要跑步,刚开始时迈出的腿像灌了铅一般,浑身酸疼。但是坚持过了这一段跑步疲劳期,身体开始适应,跑步开始变得轻松。

这其实是一种高压下的自我麻痹,实际上等你再次疲惫到无法行走时,你已经严重透支了体能。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有点类似印度瑜伽术。瑜伽派极端崇拜禁欲苦行,认为这可从轮回获得解脱。
日本也会禁欲苦行,但日本思想中没有“轮回”、“涅槃”这种设定,他们对于死后世界的空想从不感兴趣。不求往生,只注重现世报。

在修行方面,日本人重视冥想、自我催眠、入定的神秘修行方法。精神训练方面则讲究“当头棒喝”,一语惊醒梦中人。

圆熟的顶端是“就当死去而活着”。意思是:虽然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既然死了,就无须再为行为是否恰当而忧虑,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死者也不必再报恩,总之,他们自由了。

日本人认为:达到这种境界,就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7. 儿童教育

我们之前说了那么多日本人文化、道德层面的枷锁、矛盾,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是从小教育的结果。

其实完全不对,事实全然相反。

日本人从少年到青壮年到老年,思想、行动自由呈现出U型抛物线。

少年时期(<9岁)和老年时期(>60岁)最自由,青壮年时期必须在等级制、恩和义理下生活。

9岁之前,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原谅(这段时间是“不知耻的自我”),家长倾向用嘲笑和讽刺来促使孩子听话、成长。日本人也爱用“别人家的孩子”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9岁以后,孩子就会受到家人真正的排斥、打击。

在大多数社会中,一般家是避风港。得到家族认可的人,就能得到家族的充分支持,也敢于与家族之外的人对抗。

但日本社会不是,只有得到家族之外的人认可,才能得到家族内的支持。

别人不赞成、不认可你,你就“侮辱了家庭名声”,在家里就没有你的地位。这可以看作是耻感文化的一种表现。

这种经历对培养日本成年人明显害怕嘲笑和轻蔑是一种肥沃的土壤。

正是这种儿童教育与成人社会的双标准让人难以适从,给孩子的心灵蒙上极大阴影。

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儿童教育差异的另一方面是男女教育。

男女教育差异更大。

女孩从小只接受一种教育:男尊女卑。无论什么事情都是男孩优先,女孩是没有份的。

在成为妻子之后,女人的义务只有:无条件服从丈夫,对丈夫忠贞。

但婚姻往往是父母做主,那就不能指望男人对妻子有感情。所以有些男人会转而迷恋上其他女人,情人、艺伎、妓女。

所以,妻子只能求助于日本人通认的手淫习惯。自农村到高贵家庭,妇女都会秘藏有用于这种事的传统器具。有时,也会偷偷寻求婚外情,但都是极其小心的。

8. 其他

8.1 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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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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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

1)本质:
  • 不改变等级制本质的社会大变革。

  • 让日本有能力、有野心去征服世界,输出自认为优越的等级制,完成其“大东亚”的梦想。

2)改革特点
(1)政治上,建立以等级制为原则的新框架
  • 原则: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

  • 共识:权利大小无所谓,但是不能僭越,无论高低。

  • 普选的众议院有质询批评政府的权利;非普选的贵族院有任命、决策、预算等实权。

  • 高层职位被垄断,基层(市町村)享有充分自治(除任命法官、警察、教员外)。

(2)宗教上,完全的强制和完全的自由
  • 完全强制:国家神道(神社),宗教性质的非宗教,更像政府机关,全民必须信仰。

  • 完全自由:除此之外,宗教自由。

(3)军事上,能力至上,相对独立
  • 全民皆兵。

  • 士兵以能力决定升迁去留。

  • 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直接向天皇汇报。

  • 军部对内阁有一票否决权。

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不能担任陆海军大臣,所以如果军部对内阁不满,撤回委派的军队将领,即可让内阁解体。

军队的无限制权力为战争输出提供了巨大便利。

日军侵略中国时,尽管当时的外务省做了保证,关东军仍然武装占领了满洲,这只是军部首脑趁内阁意见不一致、决策未定之际,支持当地司令官的一个例子。

(4)工业上,两极分化
  • 政府制定计划,创办并用财政补助企业,待企业壮大后,贱卖给财阀,如三井、三菱财团。

  • 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经营者,只能选择家庭小作坊。

8.2 战争中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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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的日本人

1)“等级制”输出

日本人认为:
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的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

日本人认为:
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位置,进而形成统一的世界。首先,“大东亚”国家是统一人种,英美俄应该滚出去,然后由日本建立大东亚的秩序。怎么建呢,日本做的最好,必须要帮助自己的“难兄难弟”-中国。而可笑的是,他们的帮助方式是占领。

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依赖,就像现在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信仰一样,坚不可摧。无论是否认可战争,大东亚的等级秩序必须建立的信念深入每一个日本人心中。

2)精神力量高于一切

日本《每日新闻》: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日本高层: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信赖精神与美国人信赖物质的战争。

日本人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不可缺少,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

所以,战争的失败不仅不能让日本人清醒,反正更加变本加厉,极端偏执地认为是对自己的磨炼。

3)一切如我所料

城市被空袭,政府说:一切如我所料。
塞班岛溃败,政府说:一切如我所料。
菲律宾失守,政府说:一切如我所料。

这就是日本人用来麻痹自己的武器。

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我们不应认为自己是消极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使我们主动地把敌人吸引到身边来的。

换句话说,败得越惨,事态就越顺利。

即使敌人来了,我们会死。但是这是决然不同的。因为这是我们主动去死。

你看,连死都是我计划好的。(此处,可脑补日本军人的临死表情:轻蔑再加上一点傲慢)

4)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美军在瓦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部队下的命令是:我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日本男儿本色。

日海军有一条诫令:被鱼雷攻击弃舰时,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

这关系到他们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对这种精神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5)天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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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

对所有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天皇永远不会错。

好战者认为自己在“尊奉圣意”。
厌战者认为天皇是爱好和平的,只是被东条被军部骗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天皇永远都是对的。
天皇不对的时候,请参照上条执行。

所以,许多日军战俘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即使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去战斗”。同样,只要天皇下令,即使长枪已经抵住敌人的喉咙,也会立即停止战斗。

如果天皇下诏,日本人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

6)日军的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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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 日军

日本人认为:伤病员是废物。死亡才是影响的归宿,精神的胜利。所以,请你去死。(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医疗服务匮乏的原因。)

日军撤退时,军医会在临走前,枪杀所有的伤病员,或者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日军奉行“不投降主义”。即使自杀,也不会投降。俘虏说,投降了被俘虏了,以后回国再也抬不起头了。

对自己的同胞尚且如此,对待占领国更是变本加厉。

7)战俘们的180度大转变

有些战俘要求处决自己被拒,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么做,那么我就做一个模范俘虏。”

然后,他们指出军火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配置、与盟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点军事目标。

仿佛他们在生命中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确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好像是:既然选了一条路,就全力以赴。失败了,就在选一条路全力以赴。

当然,开头说了,“有些战俘”,还有少数顽梗不化。

8.3 战败后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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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葵代表日本签字投降

日本战败后,美国决定占领政策: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盟军司令部的职责是向日本政府下达指令。

很多人认为,这是纵虎归山,终会养虎为患。

实际上并没有。

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从屈辱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的象征。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策,而且坚定不移地执行,正是因为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日本人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

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可以抛弃这种方针。

他们接受了战略所包括的一切。

但是对于像日本这样极易随着情况而改变道德标准的民族而言,这些结论未必正确。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开始,到1945年年底,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忙于接受驻华中地区日伪军的投降。然而,说得准确一点,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接受”来的。相反,大多是通过激烈战斗,在打得日伪军无路可走以后,才迫不得已向我军投降的。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受降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解放日报》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了。他们隐藏的更加隐蔽,时刻注视着,等待着。

从我们的角度看:战后,日本领导人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
原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洪光曾发表文章:警惕日本新军国主义绝不是“草木皆兵”。文中称: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国人须丢掉幻想。

9. 社会反响(评论)

1)支持者
  • 作者有深刻的洞察力。

  • 异地考察日本文化,材料翔实、描绘生动,令人叹服。

  • 有些结论能刺到日本人的“痛点”。

2)反对者
  • 以偏概全。

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做“日本人”的普遍心理。

如:
以日本军人推断日本民众。无论是南京大屠杀还是虐待俘虏,军部一直粉饰隐瞒,就是因为怕国人知道非难。
以部分日本人推断全部日本人。
以古人推断今人。

  • 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

  • 论据不足。书中的论据并不足以做出如此普遍性的结论。

10. 总结

1) 《菊与刀》在说什么?

《菊与刀》向我们刻画了一个在等级制的牢笼里挣扎、矛盾、期望自我救赎的日本人形象。

他生来就是负恩者,时刻想着的就是报恩。他的一生要承担对天皇、对父母的义务、承担对社会的、对名誉的义理。

他们也不甘时刻隐忍,所以他们不吝于纵情享受,这是他们道德概念里的“人情”。

他们面临着文化带来的道德困境,期望能通过自我修养突破矛盾,从而逃出各种规则的束缚,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而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幼儿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

2)关于本书

本书的第3、5、6、10章花了非常大的心思,写的非常好。

第3章提出“等级制”,这也是日本文化的基础。作者指明:日本的等级制度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而最终规定人们行动和思维形式的则是等级制。这个观点在全书中屡屡引用,论据也最充分。

第5-6章写负恩与报恩。逻辑性、可读性都最好。这两章重点说负恩和报恩,刻画的形象非常鲜明。

第10掌“道德困境”提到一个概念:耻感文化,作为罪感文化的对立面出现。

其实,耻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也是举足轻重的。
儒家把“礼义廉耻”作为为人处世的根本。
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

而“人情”、“自我修养”、“儿童学习”、“明治维新”、“战争中的日本人”等等章节,更多的是在向读者灌输之前的结论并试图解释一些现象。但作者明显在这方面搜集的资料有限,有时候得到的结论不是那么有理有据。

而且在这些章节的行文上,颇有些“形散意不散”的散文做派,一会说东一会说西,虽说彼此都有些关联,但总会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3) 结束

经典只是反映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剖面。

历史在前进,文化在进步。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

今日人们眼中的日本与1946年作者的眼中的日本在某些地方的变化已是翻天覆地。

但经典就是经典。

它能让我们站在历史长河中,去感悟、体会过去的日本。

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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